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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天求索 屈原《天问》究竟说了些什么?

来源:北京晚报     时间:2021-11-03 15:03:09

今年,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收获之年。中国行星探测工程被命名为“天问(Tianwen)系列”,随着“天问一号”顺利降落在火星,中国也在探索行星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一步。

很多人知道,“天问”之名源自屈原的诗作《天问》。但关于这首诗的内容寓意,以及其背后鲜有人知的历史典故,却少有人明了。其实,“天问”的故事远不止一首诗那么简单,屈原《天问》从诞生之初,就引发世人对探索未知的兴趣。“天问”所代表的,是中国人追寻宇宙奥妙的千年之叹,是数千年来探索无穷远方的不懈努力。

百余问题 重解历史

《天问》最初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长诗。全诗近两千字,每四字为一句,几乎每句都在对历史与自然的奥妙发出疑问或叹息,提出了百余个问题,故而称之为“天问”。

那么,《天问》究竟说了些什么?屈原又为何要提出如此多的问题?学者林庚认为《天问》呈现了上古历史,不只是夏商周的掌故,更是由此出发,对中华上古文明与传说的书写。《天问》的确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史料,但它不只是书写历史,还有对历史兴亡的慨叹,对宇宙规律的思考。

《天问》开头就写“遂古之初,谁传道之?上下未形,何由考之?”这是一个带有终极思考意味的提问。如今人们熟知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,但这一神话最早在三国时期形成,屈原生活的年代,并没有盘古的神话形象,因此,他对世界诞生的想象,显然与后世很不一样。不过,在《天问》中,屈原也认为天地初开时混沌一片,只是没有某个具体的神祇来创世。

接下来就是夏商周的历史,而且屈原提出了不少质疑,有些带有“再解读”历史的意味。比如,对于大禹治水之前鲧的形象,屈原表示“鲧何所营?禹何所成?”,基于对鲧与大禹在治理洪水上成败形象的对比,作出了必要的质疑与思考。在过去,人们总容易把成功者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,却对失败者的失败不屑一顾,但屈原的想法不这么简单,他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,这才是一个求索者该有的精神。

屈原在《天问》中呈现的部分内容,具有相当可贵的史料价值。讲到夏朝历史时,《天问》提到了少康复国、夏桀亡国的故事。甚至在讲到夏朝末代君主桀是如何荒唐时,还不忘追问一句“妹嬉何肆”,看来,早在屈原那个年代,妹嬉(另有一说名为妹喜)就被视为祸国的女色,跟商纣王的妲己一样,背上了千古骂名。至于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,恐怕后世已经难以确知。

再往后,就是距离屈原相对近一些的历史了。比如西周时期的昭王南征、穆王西行,还有东周时期吴楚之战。这其中有些历史因为时隔久远与史料缺乏,给后人留下了足够的悬念,也吸引着屈原这样的文人贤臣的思索与追问。

上下求索 叙事宏大

屈原在《天问》中流露出很强的探索未知的精神。虽然人人都有好奇心,但真正愿意去思考严肃命题的人并不多,屈原就是这样能深入思考的人。尽管他的切入点不是研究思维,却具备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质疑与反思精神。

《天问》中的探索精神,不仅有追问宇宙与历史奥妙的强烈念头,也有很强的想象力,或者称之为宏大的思维方式,而后者并未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。置身于某个时代的文人,若能将自己放在历史的坐标中,不只是从眼前与身边的“可见之物”理解世界,更能让自己融入古今乃至未来的时间线索,这绝不是一件寻常的事。

类似的思维在后世的司马迁身上也存在,是他在《史记》中叙述了一个自黄帝为起点的中华历史的宏大结构,从夏商周到秦汉,这是一个被纳入共同体的完整脉络。屈原身处楚文化的腹地,虽然远离当时的中原地带,但他并没有文化上的边缘观念,反而对中华历史的主流叙事线索,有相当清晰的认知。后世往往赞誉屈原很有家国情怀,这并非只因为他对楚国的忠诚与热爱,更在于他在当时具有难得的中华历史整体叙事的观念,这让屈原没有成为某种区域文化的捍卫者,而具备更强的“历史宏大叙事”的主动性。

这种整体的历史叙事意识,让屈原的历史观不局限在楚地,而是从更开阔的历史空间来看待往事。比如昭王南征的故事,即便在古代来看也颇为诡异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并不详细:“康王卒,子昭王瑕立。昭王之时,王道微缺。昭王南巡狩不返,卒於江上。其卒不赴告,讳之也。”《吕氏春秋》的记载更详细一点,甚至还指名道姓:“周昭王亲将征荆,辛馀靡长且多力,为王右。”这里的辛馀靡,也有记载为辛游靡,是个力气很大的人,也是纣王南征落水事件的目击者。

根据相关史料,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:周昭王南征荆楚一带,乘船在江面上的时候,因胶船破裂而落水,辛馀靡虽然会游泳,但等他在水中把人捞起来的时候,昭王已经没有呼吸了。甚至还有民间传说,认为是荆楚一带的民众为了抵抗周人的南征,故意献上用胶黏合的船,等昭王一行乘船来到汉江的时候,胶遇水溶解,便发生了上面“昭王南征不归”的事情。

《天问》中,屈原问道:“昭后成游,南土爰底。厥利惟何,逢彼白雉?”这里的“白雉”通常被认为是白色的野鸡,屈原这里是一个反问的意味:昭王南征能有什么好处,难道是为了遇到白色的野鸡?

显然,屈原也不认为楚人要为昭王之死承担责任,这种对历史的质疑与对真相的追问思维,在《天问》中并不少见。更重要的是,屈原不从楚地的视角看历史,而是具备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意识。楚人曾经长期被中原“正统”视为异类,后来楚国的君主也常有僭越举动,但在周代早期,还不会直接挑战周王的权威。屈原对昭王南征虽有批评的态度,但其历史观却与“正统”叙事契合,承认昭王统治的合法性,尽管在当时,楚地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周王的实际掌控范围。按照周而非楚地的历史叙事来看待昭王故事的观念,与后世《史记》之类的历史文献并无二致,这正是屈原更加宏大的历史观的体现。

与之相关的就是更加开阔的史地视野,即便是那些远离传统中原地带的历史和地理风俗,也在屈原关切的范围内。比如穆王西行的故事,它在古代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神话传说色彩,屈原在《天问》中也提到了它:“穆王巧梅,夫何为周流?环理天下,夫何索求?”屈原很有浪漫精神与想象力,却也要质疑穆王去探索遥远地方的目的:周穆王为什么要环游四方?他有什么想完成的心愿?周代有古籍《穆天子传》,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的行踪与见闻,但其有些内容介于历史与神话之间,很多人名地名难以考证,这也增加了穆王故事的神秘感。起码屈原在他那个年代,就已经意识到此事不同寻常之处,并把昭王南征与穆王西行一起放在《天问》里,这的确很耐人寻味。

前赴后继 追问天道

纵观中华文明史,其实对“天”产生兴趣的人绝非屈原一人,在上古时期,人们对“天”的认识与解释,其实也反映了远古先民的世界观。

“天”首先是一种自然性的东西。在屈原之前,已经有无数先人抬头望天,他们看到的自然景观,与后世几乎没有区别。毕竟,相比人类文明踪迹的变化,天地的自然变化极其缓慢,几千几万年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从人类内心的朴素认知来看,“天”最早也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事物,不论是日月星辰还是风雨雷电,都是完全超脱于人类行为之上的存在。

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将自然事物进行伦理化,就成为一个大的趋势。赵浩博士在《“天”的伦理气质精神》中,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“伦理气质”,认为“‘天’的气质作为‘天’义的精神现象,它是‘天’的形象与本质的合一……‘天’在逻辑与历史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伦理精神”。这是一个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。

屈原在《天问》中将“天”视为各种玄奥问题的载体,通过“问天”来探索自然与历史中的诸多谜团。这就是一个自然事物伦理化的过程,每个“问天”者也在其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气质。屈原的气质是玄思式的,是孤独而深邃的,而有些“问天”者的气质则是叛逆的。

比如商朝后期的武乙,《史记·殷本纪》有记载这位商王“射天”的掌故:“帝武乙无道,为偶人,谓之天神。与之博,令人为行。天神不胜,乃僇辱之。为革囊,盛血,卬而射之,命曰射天。武乙猎於河渭之间,暴雷,武乙震死。”另外,宋康王也有“射天”的故事:“盛血以韦囊,县而射之,命曰射天。”不过,后世多认为“射天”是一种修辞式的表达,因为“射天”者遭到了天谴与不测,尤其在“天人感应”观念成为主流后,“射天”者的不敬姿态更被强调。实际上,这也反映出古人对“天”的态度:如果不敬畏“天”,也会被“天”责罚,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,即便是帝王也不能例外。

由此,我们可以看到,“天”在古人眼中,并非只是自然事物,更是一种被伦理化和精神气质化的存在。屈原的“问天”姿态,虽然有质疑的一面,却更像是通过“问天”来获得某些问题的答案,将一切问题归于“天”上面铺开的知识框架,其实也是对“天”存在敬畏感的表现。探索宇宙万物与人伦历史奥妙的同时,不破坏人与“天”的同构关系,这种观念其实一直存在——不仅体现在屈原“问天”上,也体现在后世科学探索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上。

(作者黄西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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